中国将在教科文平台有更大作为

原标题:中国将在教科文平台有更大作为——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成立

编者按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9年,是归口负责协调我国与全球最大的政府间智力合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信息和传播等领域开展合作的政府机构。自成立以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在推动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全球人文治理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恰逢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我们特别邀请六位中国教科文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从不同角度回顾我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业的发展历程,以兹纪念。

中央很快批准成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1979年2月19日,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有关单位的外事局负责人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单位代表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共60多人出席。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要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渠道,积极地、有计划地、有选择地参加其在教育、科学、文化及传播与信息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的活动,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多做工作。会议还讨论了三个文件草案,包括《关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方法试行方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1979年活动安排》和《关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派遣人员的意见》。

由此,我们推导出,在保护医生安全、建设“平安医院”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刚性规定,还需具体环节上的扎实落实。杨文医生生前工作的急诊科,患者人流量大、气氛往往较为紧张,对这类重点科室,有必要调集充分的资源进行重点防护;对部分表现出极端情绪或言论的患者、患者家属,还应建立畅通的信息反馈机制,针对性地开展疏导工作;对突然发生的情况,完善的预警和应急措施,更要成为医院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

从国家法律法规出台层面到部门行动,当前我国关于医生执业安全的制度环境正走向完善,刚出台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更明确“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执业环境”。以此为基础,我们往前梳理,近几年,为强化医院的安全环境建设,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一直在联手打击医闹,明确在有条件的医院设立警务室;早在2013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印发《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要求通过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来构建“平安医院”。

今天,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角色早已从全面学习者转变为深度参与者。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就没有今天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技、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我相信,未来,中国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平台上有更大的作为,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

逝者已矣,杨文医生所未完成的工作,仍需同事、同行、同道们一起努力。怀揣悲伤,却始终护佑生命,这一刻,所有的医生都是真正的勇士!(首席记者 叶龙杰)

(作者系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

当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已经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杀害杨文的犯罪嫌疑人。我们强烈呼吁对暴力伤医者予以最严厉的制裁,然而在法院判决还未公布之前,我们不能用悲痛来模糊思考,以情绪去找寻公正,而是坚信正义不会缺席。

杨文医生的离去,带给医生群体的是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更需要化解和疏导。倘若救人的人没有了安全感,那么如何让被救的人获得安心?如何让暴力伤医的极端事件越来越少发生乃至消失?如何给医生提供更有安全保障的执业环境?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共同思考的。

我们的国家、社会、人民,正是因为有了医生的默默守护,才协和安康;也始终相信并坚持,对医生的伤害带来的是社会文明的倒退,最终将伤害每一个人。暴力伤医就如砍向杨文医生脖子的刀,来得猝不及防,却也提醒我们,社会始终存在美与丑的较量、善与恶的互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规定,“各会员国应采取适合该国具体情况之措施,使其本国有关教育、科学及文化事业之各主要机构与本组织之工作确立联系,并以设立一广泛代表其政府及此类主要机构之全国委员会最为适宜”。1975年4月,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请示成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工作委员会”,原则上获得了批准,但因种种原因,没有真正落实。

每位医生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始终倾向良心,倾向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倾向对自身职业所曾发出的誓言。循着誓言,我们会回想起更多医患互动的温暖瞬间,回想起彻夜苦读的矢志追求,也想象着,这个社会如果没有医生这个群体,将会出现怎样的灾难。

1974年,塞内加尔的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非常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很希望中国能成立全国委员会。1975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就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1978年7月,姆博第二次访华,当时邓小平同志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再次会见了他。在这次会面中,邓小平提出了“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表示可以与教科文组织开展广泛合作。姆博表示愿意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建议中国尽快成立全国委员会。小平同志当场表态,赞成成立全国委员会。随后的一切水到渠成。

1978年10月,教育部、外交部向国务院提交《关于成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请示》,正式提出成立全国委员会。名称上,为了和各会员国的全国委员会名称一致,建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由教育部、国家科委、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部、中调部、外经部、文物局、出版局、新华社、广播局、全国科协、全国文联和全国教育协会组成,以后再根据工作发展需要视情况逐步增加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相关大学、科研单位为委员。全国委员会由教育部抓总,下设秘书处,建议由副部长李琦兼任全国委员会主任,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中国委员、教育部外事局局长杨蕴玉任专职副主任。主要任务是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代表团提供有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情况和咨询,负责协调我国有关部门涉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并负责与该组织秘书处和各会员国全国委员会的联络工作。

但我们始终难掩心痛。一位公认的好医生竟通过这样的方式,殉职在她所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斯情斯景也激发了全社会的哀伤,许许多多的医生强忍泪水,坚守在为患者服务的岗位上。这些患者当中也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母亲。

1971年10月,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4天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成为了第一个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但直到1978年,中国只出席了该组织的少数政治性会议,基本上未参与其业务活动,双方的合作项目也为零。

就这样,1979年2月19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此后,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成立了由国内派遣人员组成的中文科,正式建立了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短短十年就与教科文组织共同开展了300多个合作项目,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进入了快车道。

也要看到,作为社会文明的窗口,医院的主要职责是给患者治好病,保护医生的责任,还需要全社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自觉承担起来。

1975年8月,我从全国妇联调到教育部工作,先后担任了外事局和教科文工作组的负责人,见证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的全过程。